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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人司马光所撰《资治通鉴考异》中引用《续皇王宝运录》述剑南茶事曰：“西川富强，祗因北路商旅，托其茶利，赡彼军储。”巴蜀之地产生的茶叶利润，足以弥补唐廷巨大的军费开支。

诗人白居易在长诗《琵琶行》中说：“商人重利轻别离，前月浮梁买茶去。去来江口守空船，绕船月明江水寒。”浮梁是今天的江西景德镇，江口，是今天的江西九江。男的忙于贩茶，女的独守空房。商人带着伙计到景德镇去收购茶叶，留下美妾飘悠在九江的船上。

从侧面看出，当时的浮梁是个很大的茶叶集散地。譬如婺源，与浮梁一山之隔，有从歙州到饶州的徽饶古道相连，所产茶叶大都运到浮梁，进入长江航道，销往西北、华北等地。
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证实此事说，浮梁“每岁出茶七百万驮，税十五余万贯”。

据考察，浮梁是个茶叶集散交易中心，浮梁茶，并非浮梁一地所产的茶，它包括了浮梁周边的浙西、皖南甚至闽北地方的茶。

南唐都置制使刘律在《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》中这样记述茶区盛况：“太和中，以婺源、浮梁、祁门、德兴四县，茶货实多，兵甲且众，甚殷户口，素是奥区……于时辖此一方，隶彼四邑，乃升婺源都制置，兵刑课税，属而理之。”在婺源设立茶税机构，负责收缴四县的茶税。

除了婺源，《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》将徽州祁门与浮梁并列，说明祁门的茶叶产量并不逊于浮梁、婺源，也是个税茶大县。

公元856年，唐懿宗李漼咸通三年，歙州司马张途作《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》，记述祁门茶业盛况。

“县西南十三里，溪名阊门，有山对耸而近，因以名焉。水自叠嶂积石而下，通于鄱阳，合于大江，其济人利物，不为不至矣。其奔流激注，巨石碑矶，腾沸汹涌，浼嚼圆折，凡六七十里。舟航胜载，不计轻重，篙工楫师，不计勇弱，其或济者，若星驰矢逝；脱或蹉跌，必溺湾漩中，俄顷没迹矣。

“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，其疆境亦不为小。山多而田少，水清而地沃。山且植茗，高下无遗土，千里之内，业于茶者七八矣。由是给衣食，供赋役，悉恃此祁之茗。色黄而香，贾客成议，愈于诸方。每岁二三月，赍银缗缯素求市，将货他郡者，摩肩接迹而至。虽然，其欲广市多载，不果遂也。或乘负，或肩荷，或小辙而陆也。如此纵有多市，将泛大川，必先以轻舟寡载，就其巨艟，盖是阊门之险。

“元和初，县令路君常患之，闻于太守故光禄大夫范卿，因修作斯处。其后商旅知不履阊门，果竞至，籍户繇是为之泰，其来已五十五载矣。元和、成通，伏腊相远，阊门始废之时，功未甚至，犹利于人且久。长庆中，县令王迅曾略见旧址，盖茶务委州县，贵踅邀商贾而已。

“今则颍川陈甘节为祁门令，一年而政成，孜孜求里闾之患，果得阊门溪焉。乃速诣，目击险状，吁可畏也。必期改险阻为安流，回激湍为碧澄。乃录其始制之实，闻于太守清河崔公，自请以俸钱及茶羡利充木石之用。因召土客、商人、船户接助。夫使咸适其愿，无差役之患，无箕敛之弊，公悦而从之。

“自咸通二年夏六月修，至三年春二月毕。削盘石为柱础，叠巨木为横梁，其高一丈六尺，长十四丈，阔二十尺。堰之左，俯崇山作派为深渠，导溢流回注于乾溪，既高且广，与往制不相侔矣。甃石叠木，溯流安逝。一带傍去，滔滔无滞。驯鸥戏鱼，随波沉浮。不独贾客巨艘，居民叶舟，往复无阻。自春徂秋，亦足以劝六乡之人业于茗者，专勤是谋，衣食之源，不虑不忧。

“夫如是，有以见清河公求理诚至，苟非良邑长，不可佐理；颍川君临事心专，苟非贤太守，不可立事。其作用坚固永久，与山川齐。途寓于郡下，尝游兹邑，颇熟本末，因得以记。咸通三年秋七月十八日，歙州司马张途述。”

张途的这篇记文，载于《全唐文》。翔实地反映了祁门“山多而田少，水清而地沃，山且植茗，高下无遗土，千里之内，业于茶者七八矣。由是给衣食，供赋役悉恃此”的实况。十之七八的比例，在于茶事，祁茶质地优良，色黄而香，“贾客咸议愈于诸方”。因此孜孜营利的商人们“每岁二三月，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，摩肩接踵而至”，他们蜂涌而至，争加选购，肩挑、车运、水运，兼而有之，整个产茶区域，繁忙已极。

“千里之内”，用语夸张，说的是祁门，实际上包括婺源和赣东北、皖南的广大产茶区。

《唐阙史》卷下《崔尚书雪冤狱》载：“崔碣任河南尹，惩奸剪暴，为天下吏师。先是有贾客王可久者，膏腴之室。岁鬻茗于江湖间，常获丰利而归。是年，又笈贿适楚，始返楫于彭门，值庞勋作乱，阱于寇域，逾期不归。有妻美少，且无伯仲息裔之属。妻常善价募人，访于贼境之四裔，竟无究其迹者。”说洛阳商人王可久，每年都在江湖上贩卖香茗，常常获利丰厚。

宋人所撰《太平广记》记述唐代茶人茶事，有吕璜、刘清真等。

吕用之是江西鄱阳安仁里人，其父吕璜“以卖茶为生，来往于淮浙间”，他的父亲是个茶商，在淮河南北和浙江之间穿梭营利。

“唐天宝中，有刘清真者，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，人致一驮为货。至陈留遇贼，或有人导之令去魏郡，清真等复往。”

刘清真等二十多人结成商帮，在寿州今之安徽寿县买茶，每人管理一驮架的茶叶。在陈留即今河南开封遇上强盗，有人建议他们过黄河到魏郡即今豫北地方去。可以看出，他们的贩茶之路显然是在淮南采购，去北方销售。

唐人杜牧的《上李太尉论江贼书》，说的是因为茶叶贸易而产生的江上大盗。

“……伏以江淮赋税，国用根本，今有大患，是劫江贼耳。某到任才九月日，寻穷询访，实知端倪。夫劫贼徒，上至三船两船百人五十人，下不减三二十人，始肯行劫，劫杀商旅，婴孩不留。所劫商人，皆得异色财物，尽将南渡，入山博茶。盖以异色财物，不敢货于城市，唯有茶山可以销受。

“盖以茶熟之际，四远商人，皆将锦绣缯缬、金钗银钏，入山交易，妇人稚子，尽衣华服，吏见不问，人见不惊。是以贼徒得异色财物，亦来其间，便有店肆为其囊橐，得茶之后，出为平人，三二十人挟持兵仗。凡是镇戍，例皆单弱，止可供亿浆茗，呼召指使而已。镇戍所由，皆云‘赊死易，就死难’。

“纵贼不捉，事败抵法，谓之赊死；与贼相拒，立见杀害，谓之就死。若或人少被捉，罪抵止于私茶，故贼云︰‘以茶压身，始能行得’，凡千万辈，尽贩私茶……”

杜牧说的“以茶压身，始能行得”，意思是随身携带大量茶叶，别人就不会怀疑是贼，行路安全。

“……濠、亳、徐、泗、汴、宋州贼，多劫江西、淮南、宣、润、等道，许、蔡、申、光州贼，多劫荆襄、鄂岳等道。劫得财物，皆是博茶，北归本州货卖，循环往来，终而复始。更有江南土人，相为表里，校其多少，十居其半。盖以倚淮介江，兵戈之地，为郡守者，罕得文吏，村乡聚落，皆有兵仗，公然作贼，十家九亲，江淮所由，屹不敢入其间。所能捉获，又是沿江架船之徒，村落负担之类，临时胁去，分得涓毫，雄健聚啸之徒，尽不能获。为江湖之公害，作乡闾之大残，未有革釐，实可痛恨。”

各地的劫道强贼，“劫得财物，皆是博茶”，运到北方销赃，“循环往来，终而复始”。

杜牧的建议是：“今若令宣、润、洪、鄂各一百人，淮南四百人，每船以三十人为率，一千二百人分为四十船，择少健者为之主将，仍于本界江岸创立营壁，置本判官专判其事，拣择精锐，牢为舟棹，昼夜上下，分番巡检，明立殿最，必行赏罚。江南北岸添置官渡，百里率一，尽绝私载，每一宗船上下交送。是以桴鼓之声，千里相接，私渡尽绝，江中有兵，安有乌合蚁聚之辈敢议攻劫。”

“或曰：‘制置太大，不假如此。’答曰：今西北边御未来之寇，备向化之戎，长倾东南物产，供百万口。况长江五千里，来往百万人，日杀不辜，水满冤骨，至于婴稚，曾不肯留。葛伯杀饷童子，汤征灭之，盖以童子无知而杀之，王者不舍其罪。

“今长江连海，群盗如麻，骤雨绝弦，不可寻逐，无关可闭，无要可防。今者自出五道兵士，不要朝廷添兵，活江湖赋税之乡，绝寇盗劫杀之本，政理之急，莫过于斯。若此制置，凡去三害，而有三利。

“人不冤死，去一害也；乡闾获安，无追逮证验之苦，去二害也；每擒一私茶贼，皆称买卖停泊，恣口点染，盐铁监院追扰平人，搜求财货，今私茶尽黜，去三害也；商旅通流，万货不乏，获一利也；乡闾安堵，狴犴空虚，获二利也；撷茶之饶，尽入公室，获三利也。三害尽去，三利必滋，穷根寻源，在劫贼耳……”

从杜牧的这篇“论江贼书”中所言“茶熟之际，四远商人，皆将锦绣缯缬、金钗银钏，入山交易，妇人稚子，尽衣华服，吏见不问，人见不惊”，可以看出，茶叶批发市场太庞大了。因为过于庞大，江上贼徒抢得“异色财物，亦来其间”换取茶叶，“得茶之后，出为平人”， 三二十人成群，也没有人看得出来。

唐代诗人王建《寄汴州令狐相公》诗云：“三军江口拥双旌，虎帐长开自教兵。机锁恶徒狂寇尽，恩驱老将壮心生。水门向晚茶商闹，桥市通宵酒客行。秋日梁王池阁好，新歌散入管弦声。”酒茶之香，已然并列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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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见，即作家后山，出身理科，中外文化比较研毕业，有《浪漫国度-法国史传》6卷本、《洛阳城》10卷本、《丝路密码》2卷本、《大唐上阳》（10卷本）《帝都传奇》（10卷本）《牡丹传奇》（10卷本）《曹操传》（大陆、台湾版）《刘禹锡传》《白居易传》《来俊臣传》《薛怀义传》《巫文化诠讲录》《学以成人》等著作及译作逾百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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