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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古文明学界，人们居住的地方叫作“聚落”，聚居的群落。从前的这些聚落，它不在敞亮的地方，原因固然有所谓“风水”诠释的“藏风聚气”之属，但是进行认真细致地考察，不难发现，古人的聚落奉行的是“隐藏”的原则，实质上是出于安全的考虑。

在中国的古代社会，王朝首都的选址，亦即统治政权机构的选址类似于民间聚落的选址，古代的王室首先考虑的也是安全和防御。

中国现有成史可稽的早期统治政权周朝，其龙兴之地在关中的岐山脚下，向东进军夺取了“天下”之后，它依然返回老家建立了首都。秦朝，老家也就在关中，它“横扫六合”[1]之后，仍旧在咸阳拉开摊子办公、理政。

西汉高祖刘邦夺取统治权之后在洛阳南宫召集群臣喝酒，纵论天下大事，话中透露想把首都立在洛阳，意欲整饬城区，大修宫殿，在洛阳开始其千秋大业。在这次酒宴上，众臣响应刘邦的号召，提出了不少建设洛阳的奇思妙想。

有个叫娄敬[2]的神鬼工作者听说了刘邦的意思，跑进禁帐建议刘邦定都关中，他说：“关中四周环山，地势险要，是个保险箱，都城设在关中，天下无论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，关中都还是关中。”

秦汉之际，确乎如是，哪怕到处乱象丛生，只要皇上猫在安全之处，朝廷大印还在他腰带上挂着，大家一般都还是认账的。

古代的政权安全战略怎么理解？天上肯定不会有飞机飞来，不会有导弹飞来，光是派人把住各个路口就解决问题了。

听娄敬一说，刘邦的心转轴了，就这个事情再次召集群臣商议。张良顺杆子爬，说：“洛阳确实存在多方受敌的可能，关中虽然偏僻，但只需考虑东方一面的防务就可以了，两者相比，还是关中好一点。”[3]

夺取政权的时候，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[4]， 夺到手了，谁都不想让别人干，这是中华民族的千载传统，刘邦于是把首都立到关中了。

朝廷班子人数庞大，不种地，光吃饭，一旦上天有点风雨不调，狭窄封闭的关中就会饿肚子，于是刘邦曾经带着部级以上官僚，浩浩荡荡，到洛阳吃饭，历史上叫“就食洛邑”[5]。

起自北周的隋朝，早期是个地地道道的关中政权，因而具有与其之前所有关中政权一样相对封闭的统治心态、文化心态。它快速占领了江南地区，随即派出大量“关陇子弟”南下从事地方政权的建设和管理工作。南方本是文化隆盛之地，人才济济，许多名门望族，也颇有威信，子弟们一代一代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在前朝的行政岗位上也曾经大有作为，但是隋朝不用，只用南下干部。

所以隋朝名叫“大隋”， 早期的隋朝却没有大度量和大胸怀。在本质上，这是关中“地方特色”必然会导致的“小气文化”。此种情形在隋炀帝迁都洛阳之后出现了改观，逐渐摆脱了以警惕和防御为主的狭隘意识，这个政权开始立足河洛，放眼全国，诸如修建全国性的的运河、举办中外贸易会展及杂耍观摩等，大的作为也产生了。

二

黄河和洛河的中游，重要的城市洛阳，是从前许多王朝的发行地和立足点。

中国历史文化中有“风水”一说，据说洛阳这个地方“风水”特别好，“生在苏杭，眠在北邙”，说的就是洛阳值得来生托付。但是这个俗谚，潜在的意思是北邙山的土质好。

毛泽东先生先“龙旋”于南方，后“虎踞”于陕北，被民歌手誉为“红太阳”。民间说毛泽东先生不经过也不停留洛阳，因为中国语言音节太少，同音词语太多，俗文化中的“同音互认”、“近音互训”非常奇葩，“八”就被广东朋友训为“发”，发财、发家，洛阳，谐音红太阳“降落”，自然讨厌。别说毛泽东先生，随便任何一个红太阳都不欣赏“落下”。

汉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皇上——中国历史上学历最高的皇帝，上过大学——太学，是个太学毕业生。刘秀所上的太学，里面闹哄哄全是“官二代”“ 官三代”， 据说天下学问都弄到了太学之中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尚书》，不用说了，连图谶[6]学院都开设了好多专业方向。

刘秀的太学生活丰富多彩，白天念文章之乎者也，晚上卧谈会吹牛放炮，课余生活，投壶、六博、蹴鞠，踢那种“毛球”， 也出去游玩，看见公安局长“执金吾”警马开道，耀武扬威，就暗暗发誓，将来要干公安局长。后来他干皇帝，却比首都公安局长不知威风多少倍啦。

刘秀先生非常相信邪门歪道，却又最不相信邪门歪道。刘秀信“谶纬”神学信了一辈子，但他建立了东汉王朝，把首都立在了并无高壑坚垒的洛阳。所以刘秀又是个非常自信的皇帝。[7]

刘秀的自信来自于他的学识，他在长安念了太学，却敢于走出关中，把东汉的首都立在洛阳，立在中原，和他的文化自信分不开。

洛阳在更加古老的夏商时期曾经是首都，但是太古老的那个时候，政治和文化尚在萌芽，不成形状。还有个东周，是被西方少数民族打到洛阳的。刘秀的东汉，是个成熟的政权，立都洛阳是他的理智和自信的选择。刘秀执政期间的外交政策，也摆脱了小家子气的“提防”和“猜疑”，而以大胸怀的“信任”和“怀柔”为主，高过前朝也多矣。

东汉之后的曹魏，开国皇帝曹丕是个非常有执政水平的人。他的水平不仅在文学上，在文化上，还表现在经济战略上。

曹魏政权发行的五铢钱，质高量足，蜀中军阀刘备盘剥四川百姓，以非常下作的“货币贬值”法攻击中原经济，铸造“当十”、“当五十”钱币，东吴军阀也变本加厉地如法炮制，铸造“当百”钱币。曹丕审时度势，果断中止外汇交易，保障了中原经济的健康运行。[8]

气势旺盛的隋朝把洛阳重建了，让洛阳新生了，但隋朝福祚很短。唐朝，被公认为一个比较庞大的王朝，从武则天开始，唐朝中央在洛阳办公十多年。表面的原因是武则天害怕长安宫殿里的猫，后宫对手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她搞死了，半夜老变成恶猫来向她索命，深层的原因是老首都老干部们太多，老观念太重，她的政令施行起来阻力太大。于是，让唐高宗李治搬家到洛阳，李治有糖尿病，身体不好导致执政无力，只道“随你随你”，最后竟连皇帝岗位都让给了武皇后。

这个时期，上天帮忙，基本上风调雨顺。风调雨顺是朝廷的幸运，万民安居乐业，没有盗贼和反政府起义，所以武则天长袖曼舞，震前烁后。

武女士的执政自信表现在很多方面，譬如后宫里很多男模特，帮她挥动女权主义大旗，横扫千军，譬如她任用了很多擅长“逼、供、信、杀”的专家，治理干部队伍，大刀阔斧，等等，潇洒到任何顾忌都没有了，自信到任何恐惧都没有了。

洛阳的地理位置，尽管北边有黄河和邙山，南边有洛河和龙门山，也远远没有关中的四塞险固，也远远没有开封、南京、北京的开敞之虞，优势和弱点，一目了然。齐鲁文化是宽阔的，荆楚文化是玄妙的，燕赵文化是豪迈的，河洛文化没有这些特殊品质，关中文化更没有。河洛文化，是西部山区文化向东部平原文化的过渡文化。

中华民族的政治、文化重心，从崇山峻岭之间，到广野袤原之上，这个行动过程，是政治变迁的过程，也是文化升级的过程。由防御到拓展，由封闭到开放，由疑惑到自信，就是这么样一个大的历史过程，漫长的历史过程。

非常明显，如果说关中的帝王们有25分自信的话，刘秀、曹丕和武则天他们有50分自信。东汉、曹魏、中晚唐，河洛地区作为权力中心，催生和带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化繁荣，汉魏风骨[9]，大唐乐舞，令人感叹至今。

三

北宋的首都立在河南开封，地名里边有个“封”字，但它的意思是“打开封闭”， 实际上开封是真正的开阔地，多少年以来，它的地面甚至低于流经它身边的黄河河面。

难道大宋政权不考虑防御吗？它肯定考虑。但是首都的确立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增加了很多要素，不仅仅考虑防御了。其中有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“执政自信”。

北宋王朝的开基之尊赵匡胤，挽弓骑马，武艺高强，带兵打仗，威震四方，收复了北方失地，削平了南方许多小国，建立了赵家基业。

东汉末年的关云长，历史上的牛人，最“二”的军阀，赵匡胤评价老关，做出的鉴定是：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，为人计较，没有朋友，尤其与文化人搞不好关系。实际情况确实如此，胸怀狭窄、缺乏自信的老关，军事上没有什么建树，政治上没有什么韬略，在蜀汉阵营里也没有什么威信，难怪他得不到老赵的青眼。

正是赵匡胤胸有韬略，眼光长远，他才敢于抛弃狭隘的单纯防御意识，在四通八达的中原大地上开启他的政治、文化大业。

神威英武的明代太祖朱元璋，坐了朝廷之后，大量留用的元朝旧官吏和一些造反起家的老干部，有恃无恐，贪赃枉法，激起了老朱的“反贪”风暴，把贪官杀死后剥皮揎草做成木乃伊“坐”在继任者的办公室里，效果很好。

老朱一手狠抓肃贪反腐，一手恢复传统文化，不但“复衣冠如唐制”[10]，推广普通话“洪武正音”[11]， 而且，恢复传统的再拜、四拜、五拜等跪拜方式，构建了特色鲜明的“政权文化”。

不妨看一下动物。野兔、猫鼬，钻进深深的洞穴，还不敢放心打呼噜，它弱小，因而恐惧，一门心思在防御；赵匡胤和朱元璋犹如狮子、大象一类，它卧在大地上就睡了，它强大，无所畏惧，自信没有其他动物敢怎么着它。

由此可见，非常自信的执政者，才敢于把首都定在开朗、敞亮的地方。

当然，历史越走向近代，首都选址的要素越多。譬如，海洋的重要性上升了，首都不能太靠内陆，内陆思维，老爷心态，高枕无忧，容易垮台。但也不能太靠近大海，你有海洋思维不错，但首都建在海边，缺乏战略纵深，也会吃亏。首都还有其他要素，环境了，气候了，等等。

还得有城市群的支持。北京有兄弟城市天津，但是不够，最近又画了一个圈：雄安。一个大鼎，三只有力的脚，开启了一个“文化铸鼎”的时代。

综合地看，如果说赵家政权和朱家政权有75分的自信，今天的执政者则有100分甚至更多的自信，108分？或者120分？

执政自信表现在“主见”上，X----先生说：“建立民族文化自信是民族生存的第一需要，建立民族文化自信是执政党的必然政治使命，建立民族文化自信是确定国家安全最大外延的‘文化’定义。”[12]

作为一个全新的“文化铸鼎”时代，政权的自信就是主心骨，有了主心骨，当然更有雄厚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国家文化中心的构建没有问题。

那么如何定位，如何构建，这是需要认真对待和认真论证的。

北京是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、丰富历史遗存的城市，多年来拉大框架后，文化优势尚在，北京的文化财富需要源远流长地保存下去，发扬广大。天津呢，它的包括金融、工商在内的口岸文化、海洋文化是首都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雄安的文化定向，我的看法是，在空间维度上即“横”的维度上与北京、天津互补，尤其是关乎“民生”的内涵，应当成为文化大鼎的一个“足”， 在时光维度上亦即“纵”的维度上，应当突出全球性和前瞻性。

“着眼未来”不是很多地方城市盲目吆喝的那个口号，什么五十年不落后，一百年不落后，一千年不落后，那种比浪费、赛豪华的干法是败家之举，不可取。

你建造了三十层、五十层的高楼，使用世界上最高级的、最先进的建材，镶嵌无数宝石、黄金，像宗教的什么宫一样，可是建成之后，延续的是千百年以来的规制，本质上是一个新型四合院[13]，“上房大屋”里坐个老太爷，两边“厢房” 里住子女，大门口小棚子里住仆人，那仍然是个“华夏笑话”。

互补、民生、开阔、前瞻，这是我对现今政权文化建设的期望，对“文化铸鼎” 事业的期望。

结论：中国古代政权立足四塞险固的关中，是出于防御的需要，其政权文化的特质是相应的“疑惑”和“警惕”；走出关中立都半山半原的洛阳，统治者的心态比较稳健，政权文化也相对具有了一定的开明特征；北宋以降，最高政权敢于在广野袤原上施展作为，在于其经验教训的增加和统治力度的强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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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参考书目

《中国通史》，白寿彝主编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。

《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编辑部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。

《剑桥中国史》，麦克法夸尔（美）著，俞金戈等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。

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，钱穆著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。

《隋书·炀帝纪》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。

《帝都传奇》第十卷，任见著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。

《中国政治制度通史》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。

《明史·太祖本纪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。

《宋史·太祖本纪》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。

作者：

任见，有《中国历代宫城建设中的“天象”意识》、《巫文化的根源性特征》、《重新认识十字军》、《华人姓氏源流全书》、《浪漫国度--法国史传》（6卷）《帝都传奇》（10卷）、《牡丹传奇》（10卷）《丝路密码》（2卷）等约百种3000余万字。

注释：

[1]横扫六合：周朝时外交家张仪为秦国所提灭掉其他六国的建议。

[2]西汉初年的一个术士。事见司马迁·《史记·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》及班固·《汉书·郦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》。

[3]西汉初年的的谋士、大臣。见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：留侯曰：“雒阳虽有此固，其中小，不过数百里，田地薄，四面受敌，此非用武之国也。夫关中左肴函，右陇蜀，沃野千里，南有巴蜀之饶，北有胡苑之利，阻三面而守，独以一面东制诸侯。诸侯安定，河渭漕挽天下，西给京师；诸侯有变，顺流而下，足以委输。此所谓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也，刘敬说是也。”

[4]出自司马迁·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：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贵种吗?

[5]事见任见著《帝都传奇》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三次印刷十卷本之第三卷。

[6]秦汉间巫师、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图录和隐语。

[7]事见任见著《刘秀传》，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。

[8]事见任见著《曹操传》，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，台北晶冠出版社2018年版。

[9]以曹操曹丕父子为代表的刚健有力，雄健深沉的诗歌风格。

[10]《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》卷30，洪武元年二月壬子条。

[11]明洪武八年（公元1375年）编纂的官方韵书，共16卷。

[12]X----2016年“七一”讲话。

[13]中国传统合院式建筑，其格局为一个院子四面建有房屋，从四面将庭院合围在中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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